史学读后感(推荐十一篇)

史学读后感。

我们不用去强求别人的想法跟我们一样，看过了解一样事物之后，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其的看法。在学校的时候我们都写过心得体会，心得体会可以总结出具体的经验和想法。我们写心得体会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为此，小编特意呈上“史学读后感(推荐十一篇)”，供你参考和使用，请收藏和分享。

史学读后感(篇1)

《史学著作读后感》

历史是人类发展的重要线索，因此人们对历史的了解一直是人文学科中的重要内容。而《史学著作读后感》这本书，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历史著作读后感集合。

从此书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历史对当前社会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过去的回忆，它更是启迪我们思考、指引我们前进的智慧之光。

这本书中，有关于各个时期历史和各类历史事件的深入解读。最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史记》、《资治通鉴》、《大明一统志》等著名历史文献的阐释，让我对这些文献中所承载的历史内涵有了更深的理解。

其中，《资治通鉴》是我最喜欢的一本历史文献。全书共分十三部，贯通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在这部作品中，司马光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力求从客观和流程上进行叙述，且概括性非常强。因此，这本书不仅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历史，还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

何况，《史记》这部文献作品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之一，其中记载了中国自夏朝到汉朝两千多年的历史。它被认为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开山之作，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史书所记载的人物、事件，把它们看做是拓展自身视野的重要工具。

其次，《大明一统志》作为明代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它以“嘉靖桥一志”为蓝本，按照型式以通志模式编写而成，收录了很多难得的明代史料和文化信息，并包含了关于平民生活、民间艺术的丰富资料。从这部文献中，我们不仅能了解到明朝时期社会政治、军事方面的光辉历史，还能够深刻地领悟到明代人民的风貌和生活方式。

当然，这本书不仅仅关注于中国历史文化，还包括欧洲历史，如《欧洲城市的兴起与发展》。而这本书则是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欧洲城市经济文化的历史演变，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历史文献。

总之，读完《史学著作读后感》这本书，我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历史永远都是值得人们探索的主题，我们需要回顾历史，探究历史，以期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世界，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问题。

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角度和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对于我们现在而言，良好的历史学习和阅读，不仅可以拓宽知识面，更在于提高我们的人文素质和文化修养。

史学读后感(篇2)

将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已经九月有余，每每和同学们谈论自己的专业，总是拿情怀、为往圣继绝学、人文精神诸如此类虚幻飘渺没有实际内涵的词儿来为自己增添点儿光芒，仿若任何专注于实际与现实的东西都是深受功利主义的荼毒，不够崇高，不够浪漫，而自己恰到好处的避开这些，走的孤独且决绝。

然而近日阅读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不免大惊失色，不免汗颜，不免羞愧。回想起上一学期的几次论文作业，不免哂笑与嘲讽自己的无知与幼稚：责任、家国情怀、民族意识等等大而空的词儿反复的出现在我的阐述中，我也沉迷于宏大的叙述，寥寥几笔就概括出历史学的意义类，像极了古代那些古老迂腐、满嘴仁义道德的文人们。文字浮在云端，自然华而不实，细读倒有点审视历史标榜自己的感觉。只是可惜了我可爱的老师们，要在我这云端行走几千字的距离，摇摇欲坠。

本书经过几次的翻译与改版，也前后经历十几年的印刷与发行，其热度自是不言而喻，足见其重要性。近来更有人将其列入历史学本科生的必读书目，不知马克先生，该作何感想。既谈技艺，就在无形中定义了历史学家的本职工作-手艺人，与陶瓷工、瓦匠等别无二致，差别只在工作的客体。曾用书名《为历史学辩护》“一门学科的存在需要辩护，足见其地位之不妙。”（译者语）可见，作者在此书中，主要是想回答开篇的那个由一个小孩子提出的问题“历史学有什么用呢？”历史当然有用，只是在其作为学科被纳入研究者的视角，他存在的价值又在何处呢？我不敢说自己目前得到了可以说服众人的理由“历史并不纠缠当下。”在此仅仅对于在马克大师的书中提及的技艺，作个简单的归纳总结，其中夹杂些许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其内容与主旨大多不超出此书。

史学读后感(篇3)

读《新史学九十年》有感

作者学号：12015000458

暌违多日，今日终于将这本书阅毕，颇有所感。初次见到许氏这本书是在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在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但当时仅仅是一扫书名，并未一读。而今日，缘于老师的推荐，终有幸了解许氏其人其书。

许氏于2011年过世，此书于八十年代末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2003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其简体字版。我所用的便是后者。

全书六百余页，读起来并不轻松，不单因是字数多，也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总体而言，就我个人的感受，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对于民国以来的各大史家和流派进行了鞭辟入里的罗列分析，对于各家的治学风格和方法，以及路线主张，叙述较精准到位。使人可以一目了然，看出异同，获得最基本的认识。然而其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其文笔并不算优美，读起来有生硬之感，其次是每一章节内部所划分的小节，每一节之间未看出有什么逻辑关系，常有重复的现象出现，甚至于每一章的结尾，也未见总结式的话语，总有未完之感。而且就文中内容来讲，有些分不清哪些是许氏自己的观点，哪些是他引用的观点，所以此书相较于他其它的著作，更像是一本教科书，述多论少。但是就梳理普及新史学史家与流派的这一目的来说，其基本还是达到效果了。接下来想就具体的内容，说说自己的感想。

一、关于学派的划分

首先想说的是，关于目录上所罗列的关于各家学派的划分。我个人觉得许氏的这种划分方式不太可靠，不能使人信服。除却第一卷的"史学新义"和第七卷他所自诩的"史建学派",余下的"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的称呼是否得当？就研究史学来说，方法、史料和考证的手段是缺一不可的，考证学派的人离不开史料，史料学派的人离不开考证这种技术手段，有了考证过的可用史料，尚需要一定的方法方可治学，而且我相信每一个有成就史家，意识中都有一相应的"史观",即使不似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这样明显。因为有许多时候个体并不完全符合群体的一切，所以在每一个被划入其中的人也并非和其名是完全对应的，但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进行类型派别的划分，也是无可厚非。但希望所依据的标准可以明确，所划分出的类别具有区别性和辨识度。考证作为一种为学的手段，和方法，史料并不对立，同理亦然。所以，但就这一点来说，不太认同。

二、不同的提法，相似的内容

当看这本书时，总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大家虽然各自持有不同的主张和观点，甚至是不同的理论。但是纵观来看，无论所强调的怎么变，无外乎是重视史料还是重视方法和理论，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倡导。比如说，在新史学创建的初期，梁启超所倡导的便是要针对过去之"旧史学"的"新史学",初期要引进西方的科学，使史学科学化，这也和当时的大潮流有关。晚年的他在尝试了之后，也改变了思想，希望回归传统。这不仅仅是任公个人的转变，也可以看做整个中国的新史学即是如此。这个想法是我在后来读到史观学派的各家时产生的。当时的风气是史观横行，以论带史或者以论代史的现象严重，于是翦伯赞这样的，就提出要从实际出发，尊重史料。再回到前边，当民国之时，马克思主义学派史学还未如49后那样席卷中华大地，马派的人员多分布于二流和三流的院校，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傅斯年所率领的中研院史语所为代表的所谓"史料学派",胡适为代表的倡议方法的所谓"科学派",这两派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比较重视史料，并不喜欢空论。正因为比较轻视理论，所以与之相对的学者，便比较提倡应当引进理论，以完善发展现有史学的不足。当有泥古派，也就顺势带出了"疑古派",当疑古太过，就出现了"信古派".刚开始的时候在想，每个学者都有自己所持有风格和特色，是不是都与人不同呢，其实不然，所强调的有些仅仅是增加了一点内容，有些是不同时期以不同面貌出现的变体。

让我想起之前所困惑的'关于哲学的问题。当时有一个朋友说他很反感现在的历史学家研究哲学的方式，指责他们完全是历史的研究，而不是哲学的研究。我以前就有疑问，为什么哲学上的论辩总是在变化，而不是一开始就思考到终极之后就不变了，究竟和什么有关系。举个例子，用教科书上的说法，为什么一开始的哲学家都是唯心，而不是唯物，余英时所说的宋儒的"得君行道"到王阳明的"觉民行道",哲学上的不同命题又是怎样提出来的？为何会有这种转变，难道仅仅因为人类在发展在进化？我想生物进化论运用在人类思想上不是那么明显的。一种命题的提出，一种哲学的产生必定有其原因，这和外部的环境有关，也不仅仅是思想内在理路的发展。回到本来所说的这个话题，一种主张和思想的产生并不全是在前人已有思想上的"进化",有时候会因为条件和环境的改变而出现过去的再现，过去曾提倡又被打压和排斥的东西会再次出现。就比如说"考据"和"义理"这两种学风，汉代时的经学主要都是考据式的，到了宋明时期，义理的方式又被启用，到了清代时又追述汉代的经学方式，所以也被称之为"汉学".文学史上也是经常发生"为文而文"和"文以载道"的反复演变，不同时期因为不同的情形出现不同的变体，但是实质变化不大。无非就是重理论多一点，还是重方法多一点，亦或是重史料多一点。这是我关于不同史家提出诸多不同理论的一点点想法。

三、关于作者的一些想法

最后来说说本书的作者，许冠三所提倡的"多元史络分析法".其实我觉得许氏所说的，研究历史要注重多元因素，注意内外，主客的史络，亲疏远近史络的分析，并未特别突出的意义，因为注意多元的因素分析，而不是单一因素这种说法，以前也是有的，许氏只是稍加完善。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所说的历史语意分析法。因为以前我也一直在关注，同一个词语意思的变化，在不同的时代，同一个词语的意思是不同的，在同一个时代，不同的语境中，词语的意思也是不同的。同时反过来，词语的变化，也是反映了思想和文化的转变，甚至是政治上，或者是其它方面的转变，这个倒是深深的受教。

四、总结

最后的附录也是占了很大篇幅，主要回顾了一下1978年之后中国大陆本土史学的恢复，看完之后还是有很大的启发和感受的。现在的史学正在逐步的走向正轨，走向世界，我们更应该吸取教训，做学问的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要有自己的独立性，不要被政治牵着走，成为政治的附庸，而要坚持本分，做真史学。

史学读后感(篇4)

首先，我认为本书最大的价值便是向我们传递了正确的历史价值观，便是求真二字。然而短短两字，历史上又有多少史学家能真正做到。即便是太史公，也会在高祖刘邦出生时附上神话色彩，而圣人孔子，更是首创“春秋笔法”，在对事件人物的描述中夹杂个人的主观判断。好人、坏人在以纪传体为主流的中国史学中似乎一目了然。葛氏对于历史的定义便是“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而历史终归是人记录的，只要是人，就难免带有主观的个人情感，因此还原历史的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求真便变得十分困难，但“真实的历史依然是历史学家永恒的追求，离开了真实，史学就没有任何价值，”这是我们历史研究者的职业操守，是我们这个学科的灵魂，也是本书的核心。

其次，葛氏主张将历史运用与历史研究区分开来。而在如今这个功利至上的社会，大家所谈论的几乎都是历史的作用，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政治宣传？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拉动地方经济？还是通过考证古代疆域的归属使我们在争议边界上的争夺上占有先机？葛氏认为这些都是历史运用，“古为今用追求的是现今的实际效果，一旦历史学家将历史研究的目的局限于此，那就非常危险了，将是否符合现实需要作为评判历史研究价值的唯一标准，历史研究就会变成某些利益集团或观念服务的工具。”而其实真正的历史研究现实价值非常地小，它可能是对某个历史人物死因的调查，也可能是对某人生卒年月的考证，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它却训练了研究者发掘史料、分析史料的能力。我认为这是本书向我们传递的第二个观点，历史研究是单纯的，不应该受政治、经济等其他因素的捆绑。

最后，葛氏在本书的最近章节讲到我们该如何学习和研究历史，葛氏所着重强调的便是对史料的判断和甄别，特别是史料的来源？出于何人之手？站在何种立场？与所叙述的对象关系如何？中国历来就有成王败寇的习惯，对胜利者的无限拔高和对失败者的无线诋毁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作文陈寅恪在《唐代政治述论稿》中就指出“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就像你研究王莽，用的材料却是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那浓厚的主观色彩自不必说，自然做不到客观评价。而葛氏在文中也提到，中国史学存在着“重判断，轻计量”的缺陷，史书中一遇到灾荒便是“十室九空”之词，而一遇到丰年，便是“人口倍增”，葛氏认为这些都是文学性的计量词语，如果真的以此为计量数据进行统计那真实性必然大打折扣。

感谢葛剑雄教授用文字为我们上了这么丰富的一堂历史学普及课。这对于非历史学科班出身的我来说是大有收获的，希望未来三年的我能不忘儿时初心，在厦门大学潜心学习，将历史学变成我一生所热爱和忠诚的事业。

史学读后感(篇5)

《新史学》读后感

我于日前重新拜读任公先生之大作--《新史学》，受益非浅，启发之余写此读后感。

任公先生学贯中西，其将我国史学与泰西之史学比较，发现我国兹学之盛如彼，然国民不团结、群治不进化，"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先生推其病因，指出"六病三恶果"."六病"者：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我国之史，"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我国史学与泰西之史学比较，莫能"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史之用也。"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先生认为史学应该如人，须有其精神，"史之精神维何？曰理想是已。"然我国史学"汗牛充栋，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五曰：能铺叙而不能别裁。我国史学多且杂，然体裁单一，如果"将大事皆删去，而惟存"临猫生子"等语。"六曰：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万事，皆取述而不作主义。"先生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之史家，稍有创作之才的惟六人：太史公；杜君卿；郑渔仲；司马温公；袁枢；黄梨洲。此六病之弊所贻害后人之恶果有三：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

时至今日，我辈读史也无一善本可寻，且疑古之风尚存，稍不留神就会发现手里捧的就是某某学者所指的伪书。呜呼，此国人之大不幸也！先生于百年前提出的问题至今尚未善解之，故今之史家应深思之、努力之，编写一善本以谢国人，也慰先生之在天之灵。

任公先生在彼时彼日针砭史学之弊，确能振聋发聩，今日读来尤耳目一新。深思之，语略过而意已到，"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然也！快哉！"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先生之心吾知之矣。

史学读后感(篇6)

根据委员读书活动安排，3月，我重点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通过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更好的以学习促进工作的提升。

该书由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是党史教育四本指定学习书目之一。系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全书对党所走过的道路、经历的复杂斗争、遇到的艰难曲折、经历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都作了恰当的梳理和反映。尤其是集中叙述了党领导人民所干的三件大事：一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并在曲折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三是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书紧紧抓住党史的主题和主线，用雄辩的历史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

该书在系统勾勒党的奋斗历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深刻阐明了党的历史不仅是一部奋斗史，也是一部探索史、理论发展史和自身建设史。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进程以及所形成的创新理论成果，深刻揭示了创新理论成果的伟大意义。全书反映的艰难探索、宝贵经验，无不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坚持与时俱进的伟大品格，同时也深刻地告戒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

此外，该书全面总结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和伟大精神，充分展现我们党的崇高品质。其中包括“三大作风”和“两个务必”等在内的优良作风；包括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等在内的革命精神，包括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在内的建设精神，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敢闯新路、开拓创新等为基本内容的时代精神。这些在历逐步形成的优良作风和精神，鲜明而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和人格魅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阅读本书的同时，我参加了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按照省委市委政法系统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的部署安排，本人观看了安徽政法英模先进事迹报告，英模们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

本人深受教育，要向英模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政法队伍建设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进“思想大洗礼”，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认识，凝聚力量，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精准发力，抓实学习教育环节，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根基。

本人深刻认识到，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局党组要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坚决扛起教育整顿主体责任，作为局党组书记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分工协作、密切配合，推动教育整顿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向英模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警察队伍训词精神，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真挚的为民情怀、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崇高的职业追求，加强纪律规矩教育，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向英模学习，坚持建设一支德才兼备高素质的司法行政队伍，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推进司法行政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队伍。

下一步，我将继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党史学习，把党史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活动的学习结合起来，切实学深悟透、学用结合，更好的履行政协委员职责，发挥政协委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把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

史学读后感(篇7)

刘志伟《〈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读后感》（与刊载文略有不同）

(《文史哲》2007年第5期刊载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刘平兄发来这篇座谈话记录稿，要我谈点读后感，我拜读之后，感触良多，不过，要把想说的话都写下，必病累赘，故只谈一点希望不算题外的话。

不知从何时起，“历史人类学”，好像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幽灵，在中国史学这个深潭的水面上，搅起了一点不大不小的涟漪。中国史学界好像比较喜欢讨论什么“学”的定义，记得**十年代的时候，每次开社会史学会年会，都会有“什么是社会史？”的讨论，到最近几届，这种讨论终于沉寂下来了，但“什么是历史人类学？

”又成为新的话题。正如振满兄弟在这次研讨会上所说，我们无意中使用了这个标签，但我们对此并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如何定义历史人类学。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标签，是因为我认为我的研究有点历史人类学的味道。

我们编了一本刊物，取名《历史人类学学刊》，正因为我们不愿意下定义，所以没有写发刊词，而是先后刊载了张小军、黄应贵、庄英章三位先生谈“历史人类学”的文章，主张各异，目的也是想表明我们的立场——所谓的历史人类学，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实践。《学刊》已出9期，刊出的**和著作评介，其风格之纷纭，恐怕读者是不难看出的。

至于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标签，不能用几句话说清楚。有偶然的机会，个人的兴趣，学术方法和学术传统。这些都涉及到萧凤霞、郑振满、丁荷生等的演讲，我不再谈这些了。我想说的是，zhenman兄提到，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都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和人类学传统。这一传统的影响不容忽视。

近年来，关于历史人类学的讨论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历史与人类学的结合或对话是一种新的趋势。实际上并非如此。中国人类学从一开始就与历史紧密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深受人类学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傅斯年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中山大学创办的**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把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放在同一个研究所。解放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著名教授都有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背景。这些学术渊源，对我们有非常深的影响。

今天，大家讲到历史人类学，就会同田野调查、区域研究或社区研究等等联系起来，其实，这些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刘平兄在发言中提到李世瑜、路遥先生的田野调查，就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历史人类

学学刊》在去年专门刊载了当年和李世瑜先生一起在华北开展田野调查的贺登崧教授的一篇旧文，用意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提倡的田野调查，前辈学者已经有非常好的实践，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与人类学家合作开始在乡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激励我们的，不正是顾颉刚、容肇祖这些史学前辈当年在北京的妙峰山、在广东的东莞考察的身影吗！

近来我常常想，为何大家会产生这种把所谓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视为新东西的印象？到我看了王尔敏先生的《20世纪非主流史学和史家》一书时，好像明白了一点。在学术的社会里，也许有一两种叫做“主流”的研究取向，其他则被视为“非主流”。

在“非主流”没有进入站立在“主流”中的学者视线的时候，“主流”可能就是全部；一旦“非主流”进入了视线，就可能被视为新潮涌来，然后会产生“新潮”是否会成为主流的疑虑。其实，在学术上，“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都是“流”，但这个“流”一定要有源，不是随意泼出之水；也一定要循自己的河脉前行，不是四溢散漫之水。学术之“流”的格局，应该像珠江那样，尽管地理学家可能会定义哪条水道是珠江的主流，但实际上，珠江水系并无主流支流之别，几条江河并没有真正合流；到了三角洲的河段，主流支流更是难分莫辨，所有水道都互相交错，互相混合，最后还是分流入海。

如果我们能够像理解珠江水系那样那样理解学术之“流”，那么，很多争论或者就可以休止了。

最后，我想用两句也许是老生常谈的话来归纳我的意见：我相信“史无定法”，但一定要“学有所本”。

史学读后感(篇8)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是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当唱起这首歌，我眼前就仿佛看到一位位革命先烈举着枪向敌人禁地冲去，耳边又似乎听到战士们的呐喊声：冲啊!和战斗时的一阵阵枪声，猛烈的炮火声，激烈的搏斗声…这次当我读完“学党史，唱赞歌，树美德”这本书时，就更加心潮澎湃，感触颇深了。

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越的斗争，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并在1949年10月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说得真好。许多勇敢的烈士们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幸福生活，他们不怕死，不怕累，宁死不屈，顽强到底，在他们心中没有自己，只有信仰，只有共产党!用自己胸脯挡敌人枪口的黄继光，绝不投降的女英雄江竹筠、丁佑君，舍己为人，跳水救人的罗圣教，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狼牙山五壮士……他们就像天上的繁星，数也数不清。其中，我最佩服的是那狼牙山的五壮士，他们在与敌人斗争时把敌人引上绝路，可没想到敌人在五壮士之前冲进山岗，他们便不停向敌人抛石头、打枪，石头抛玩，打完枪弹后，他们绝不投降，被逼之下而选择跳崖，他们手拉手，一齐跳下悬崖，英勇壮烈牺牲。多么伟大啊!我想：正是有了这些勇士们，我们中国才赶跑了敌人。

再想想现在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幸福，简直是在蜜糖中长大，可算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皇帝啊!可你曾想过没有，我们的美好生活是谁为我们创造的呢?是共产党。现在人们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而以前他们长征时你可想到吗，穿破衣，吃树皮……如果没有他们的献躯，怎么会有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我们的祖国在日益强大着，我们要好好学习，长大后回报社会，回报祖国。让那些革命烈士们在我们心中永生吧!祖国的未来也会更加繁荣昌盛!

史学读后感(篇9)

《史学方法论》的读后感

当第一次拿到这本书时，随手翻了翻，没有吸引到我，感觉有点枯燥，《史学方法论》的读后感。当开始读后，发现印证了我的第一个感觉，很无聊，又有点看不懂。那时我正在看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没有太多的感触，就这样看着。后来在读书会时我也向老师提出了我的感想，老师说这一定不是书不好，一定是你还没看懂，还没明白这本书要告诉你什么，当你读懂时，就知道了这本书的魅力。

果然老师的话是对的，努力看下去，越看到后面越有感触，让我情不自禁又回过去细细地读了前部分。

史学方法是训练史学家的一门学问。杰出的史学家，可能是天纵的，道地的史学家则是训练出来的。在历史洪流中，史学方法是一门真实的学问，一定要在史学发展既久、史书大量盈积之后，才能出现。而写一部理想的史学方法，一定要有一个世界史学的基础，最低限度要兼通中西史学。要客观的看待各国、各民族的史学，不要存在偏见，要取其长而去其短。

什么是历史？记得刚进入历史系，老师就问过我们。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好简单的问题，历史就是·····突然有回答不上来，想了想就说是过去的就是历史。已经记不清当时老师给我们的对历史的定义。这本书中杜维运先生告诉我们历史是由所谓"历史事件"及历史学家两部分组成的，缺一不可。历史事件、历史学家就成了《史学方法论》所关注的两个主要对象。

对历史事实的选择、考证和描述是有方法的，本书的前一部分就对此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史学家在治史要综合应用归纳方法、比较方法、综合方法和分析方法。要了解这些方法的利弊，合理利用，不能把其中一种认为有用，就当成是万能的。在史料的考证上要注意史料的不同分类和考证的方法。文史不分家。描述历史就离不开写作，但史学的写作与文学又不同，在本书中作者详细地历史文章的特性、风格及写作方法、注意点。

接下去作者比较了中西史学，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比较了中西的史学。西方以欧洲史为其多数时候的唯一，并视为人类历史的核心，且常认为其它地方是没有历史的；中国近代史学虽不如西方澎礴，但在《史记》中就已知将历史推至历史学家所知的一切地域。何不算得是一种领先。史学的发展有赖历史学家的眼界、心胸的不断扩展。治史为信史实不易，许多时候也不是历史学家可以做得了主的。

最后介绍了史学家的素养、历史的境界。这让我记起在一次课堂上，一位老师对我们说的历史并不是谁都可以教的，不懂历史的人以为历史很简单谁都可以教，只要看一下书就行。却不知道教历史是不简单的，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还要很高的素养，也是本书写的史德。

战争是曾经历史极其重要的部分，也是史学家极其关注的对象。但这让历史充斥着战争、血腥等。要有一部柔美的历史，需要史学家的努力，史学家要换角度地描述历史。这让我想到了黄仁宇先生的作品。

史学读后感(篇10)

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受了别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受到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但他还是完成了《史记》，实现了自我生命的最高价值，启发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师，被鲁迅评价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

翻看《史记》，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的界限，将那些在历史上投下或多或少身影的人，投到了我的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

两千多年前，一个文人在遭受了莫大的屈辱以后，忍辱负重，以心灵和血肉之躯，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史学着作。此后的几千年里，这部伟大的着作，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又如一座高耸的丰碑，屹立在中国文学和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个文人就是司马迁，而这部无与伦比的史学着作就是《史记》。

司马迁原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史官，和其他人一样，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然而命运的捉弄，使得他饱受了身心上的折磨，备受屈辱。但值得赞叹的是，在那般恶劣的境况下，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忍辱奋进，付出了超出常人的数倍心血，终于出色的完成了作为一个史学家最顶尖的杰作——《史记》。单凭这一点，我就由衷地敬佩司马迁先生，他的执着，他的毅力，他的韧性，也和他的作品同样受人景仰。

在阅读《史记》之时，有如穿越时空，遥望古老中国的风雨。而能够有这样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主要凭借着司马迁在《史记》里倾注了丰厚的情感，融入了对英雄的讴歌，也有对封建帝王的批判，使它充满了强烈的爱憎之情。本来一个史学家记述历史，只要求客观的，公正的记述，不要求抒发情感。然而读着《史记》，你会很容易的跟着司马迁的思绪，为那些泪满襟的悲剧英雄感动，惋惜；又为那些奸佞的小人愤慨，汗颜。

而最让我感慨的是，《史记》中有其他史学家想都不敢想，写都不敢写的内容——对开国皇帝刘邦和当朝皇帝汉武帝的揭露及批判。记录当朝皇帝的历史已经是一些史学家不敢恭维的事了，更何况是去揭露他的一些负面的事迹，这很容易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然而《史记》却完完整整的将他们一一收入书中，犀利，深刻地把他们内心的隐秘剖析得十分清楚，让我看到了最最真实的朝代，绝不带半点阿谀奉承之味。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埃这也许正是《史记》为何如此珍贵的原因所在。

所以读像《史记》这类的经典史学着作，首先要学会领悟人生，领悟社会，领悟的越深刻，越能通过《史记》去体会司马迁的心理感受，以及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这也正是我读《史记》之时，最大的收获所在。

史学读后感(篇11)

关于马克·布洛赫的史学思想

记得刚入大学时，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的第一次课上，白云老师便给我们提及了一部史学名著—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的《历史学家的技艺》(此为英译名，又译为《为历史学辩护》)。当时也没太在意，直到去年的十一月，碰巧在图书馆翻看到这部书（名为《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一阵惊喜，随即借出。寒假在家期间，用几天时间看了一遍，收获颇大，然而书中也有些不甚明白的地方。

到了这个学期，开设“西方史学史”课程的赵老师要求每个同学都要阅读一部西方史学名著并写读书报告作为期中作业，当时我立即就想到了这本书，当天晚上就去图书馆借了出来。不过直到十月才开始看，看完这第二遍后，还是意犹未尽，觉得这本书是需要反复阅读才能有不断收获的，也即常读常新之书。于是很想收藏一本以便随时翻看，可是这本书在市场上又买不到，最后决定抽时间把这部书的内容抄录下来，然而蹉跎近一个月，十一月下旬才结束，时至今日，始写读书报告。

“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排遣心中的忧愤。”

这句话出自马克·布洛赫的《为历史学辩护》一书卷首的献辞中。这是一部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沦陷的法国境内的著作。布洛赫作为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学者，在德国法西斯肆意侵略、奴役、蹂躏甚至蹂躏别国人民的时候，投身于反对纳粹的斗争中。

他亲身经历过“奇怪的战争”（事后他写有《奇怪的战争》一书），亲眼目睹了德军占领巴黎，后来随着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洪流来到了英伦。然而不久，他便只身返回了沦陷的法国，积极参与当时国内的“联合抵抗运动”，正是在这个期间，布洛赫着手于《为历史学辩护》的写作。不行的是，1944年也就是在法国获得解放的前夕，3月布洛赫被“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秘密警察）逮捕，6月16日，在里昂（布洛赫的故乡）市郊的一块田地里，他被“盖世太保”枪杀······

布洛赫1886年7月6日出生在法国里昂的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是大学教授。他从小学习就很好。18岁时，他被巴黎师范大学录取。毕业后，他先后就读于德国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1912年后，他在蒙彼利埃和亚眠的中学任教。

1914年一战爆发，布洛赫应征入伍，参加了著名的索姆河战役和马恩河战役，曾经历过一战中最残酷的“女士小路”争夺战。这次大战的切身体验对布洛赫日后史学思想的形成有着莫大的关系，可以说，战争是后来布洛赫等人倡导的“新史学”的突破口。一战结束后，1919年布洛赫被任命到刚刚收复的阿尔萨斯（普法战争中被德割占）的斯特拉斯堡大学，1920年他以题为《国王与农奴》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27年获得中世纪史的教席。

1928年，布洛赫发表《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后来被史学界视为“比较史学的滥觞”，他所他提出的“假设验证”的比较方法，使比较史学前进了一大步（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1929年1月，布洛赫和另一位同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并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共事的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共同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简称《年鉴》，二战后于1946年易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这标志着日后蜚声西方史坛、引领新史**流的年鉴学派的创立。布洛赫先后任教于斯特拉斯堡大学（192l一1936年）、巴黎大学（1937—1940年）、蒙彼利埃大学（1941—1942年）等校，后期著作主要有《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两部代表作（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91年、2003年出版有中文译著）。

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中，他们指出了办刊方针：一是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二是不尚方**的空谈，理论通过具体研究的实例来显示；三世借鉴前人的经验，同时立意创新，“拥有自身所固有的精神与个性”（参见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这样的办刊方针可以看作是年鉴学派的指导方针，布洛赫在《为历史学辩护》这本书题献给费弗尔的“献辞”中进一步将其总结为“长期以来，我们曾共同致力于拓宽历史学的领域，为了使历史学更富于人性而并肩努力”，这正是年鉴学派第一代领导人费弗尔和布洛赫的治史宗旨。

在《为历史学辩护》的卷首，布洛赫不无沉痛地这样写道“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事？草此小书聊以排遣心中的忧愤”（如前所引），可以说，这是一部愤世之作，祖国的沦亡，纳粹的残暴，这一切无不严重刺激着这位责任感强烈的爱国学者。同时，这部书也是布洛赫批判地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并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为他所倡导的“新史学”思想的全面总结。

可惜，书未杀青，甚至可能没有最终完成，布洛赫便惨遭纳粹的毒手。法国复辟后不久，布洛赫的朋友费维尔将收集到的遗骸编成了一本书，使这部不朽的作品传遍了世界。该书译为中文仅有**万字，书中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理论体系，布洛赫借助于自己长期以来的治史经验，旁征博引，以具体的研究实例向读者们阐述历史学的高贵价值和自己毕生的治史心得，娓娓道来，读来亲切有味。

正如他在“献辞”中所说：“当年，我们切磋探讨，推诚相见，真是获益匪浅，本书仍将体现这种活泼而和谐的韵味”。又如在书中“导言”部分布洛赫声明：

“本书并非完全，也不是主要为同行而写的。我认为，面对大众的好奇心，应当把史学的不确定性公之于世”。

在“导言”中，布洛赫从幼子无意的提问（“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入手，首先指出历史在西方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继而向人们展示了历史所具有的魅力和价值以及史学的主题和最终目的，承认作为一门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学，历史学还十分年轻，然而又不无乐观地强调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史学得以存在的理由，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更新，通过逐步开拓史学的广度和深度，史学将愈来愈显现出其自身的不朽价值。

在首章《历史、人、时间》中，布洛赫深入剖析了“历史”一词在西方文明中的含义，认为历史的最初含义即为“探索”，历史学是一门研究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而非人们普遍所认为的“过去”，强调古今是相通的，“各时代的统一性的如此紧密”，反对那种割裂古今、过分突出近代而轻视古代的迂腐做法，提出把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延伸到当代，最后明确指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协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接着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历史考察的问题。

在第二章《历史的考察》中，布洛赫认为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认识，基本上是对过去人类活动的轨迹的认识，因为考察历史的形式多是间接的，历史学家只有依靠目击者的记录或是当时人的叙述甚至后人的再叙述等留下的种种证据和线索来叙述历史。然而，近代以来，大量的特殊证据——考古资料，为史学家直接考察历史提供了可能。这样，历史学家可以结合前人遗留的文献资料和新近发现的考古资料综合考察历史的真实面貌，这一点正和近代中国以王国维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的研究方法相一致。

接着，布洛赫强调，人们对历史的调查是有目的的。他提出了一种研究有问题历史的方法。面对纷繁复杂的史料和曲折反复的探索过程，历史学家必须具备多种知识、能力和合作精神，才能在历史研究中取得有效进展。最后，布洛赫巧妙地结合实例，形象地勾勒出了作为考察历史的凭借—证据的流传情形，指出考察要取得成效就必须认真深入地依据证据来考证史实。

在第三章《历史的考证》（这也是全书篇幅最大的一章）中，布洛赫首先详细地为我们描绘了考证学（考据学）在西方发展的源与流，指出长期存在的考据家与撰史者各自闭门造车、互不相能所带来的严重流弊，呼吁二者消除误解、抛弃偏见、坦诚合作以正确地揭示历史的真相。接着，布洛赫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史料观，他将史料分为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认为二者都需要加以考证，其中无意史料的可信度更大些，在考证出确是伪材料时要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这和陈寅恪先生的史料观相似：“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最后，布洛赫强调考据学是历史学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辅助学科，“借助于考据学的不断进步，历史学将自豪地为人类开辟一条追求真理与正义的崭新大道”。

在第四章《历史的分析》中，布洛赫比较了历史研究中的两种基本态度—评判与理解，指出评判的主观性及随之而来的冒险性，强调在历史分析中要更多地理解，“只有了解同类的其他事实，才能更好地了解任何人类事实”。接着，布洛赫讨论了历史上的几个重要术语，如自由、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中世纪、无产阶级，并分析了历史阶段问题。最后，布洛赫指出和其他科学一样，历史学的最终目标也是“逼近现实的轮廓”。

在末章《历史的因果》（本章只有寥寥数页的内容，很可能是作者未完成或是遗失所致）中，布洛赫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原因、条件、动机、理由等造成历史事实的解释因素，并且提出了人的心理对历史事实形成的影响，认为“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事实”，人类本身正是千变万化难以捉摸的，因此，“历史的原因不是想当然的，它需要我们去探索······”

以上大致从书中的各个部分对内容作了简单梳理，下面试着分析一下本书所体现出的马克·布洛赫的史学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

一、 历史学的地位及功用。

（以下所引凡是未注明的均出自本书的“导言”部分）

从书名《为历史学辩护》，我们即可感知布氏生活之时代历史学地位之不妙。西方的历史学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鼎盛时期曾经大放异彩，之后的整个中世纪，神学垄断了整个文化领域，史学很难有什么成绩，地位就有点微妙了（一方面，中世纪文化凋敝，神学支配一切，所谓史学也扭曲得不成史学，另一方面，正如布洛赫所言“**教就是历史学家的宗教”，被**教奉为圣书的《圣经》实际上就是一部史书，所以说史学地位之微妙）。逮至近代文艺复兴之兴起，古典文化之重现，史学逐渐重新回归世俗社会并以再次人为中心，这才有了起色。

随后人文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相继粉墨登场，史学之复兴可谓是蒸蒸日上，整个19世纪被称为是“历史学的世纪”。尤其是以莱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确立了史学的学科地位。然而，历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个严重的问题：

流派纷呈的背后是壁垒森严、各执己见、自以为是、排斥异己、固守一隅、互不相能，不同的史学流派的史学观始终没能跳出狭隘片面的怪圈子。这正体现了历史学外在的繁荣下是内在的不成熟性。正如布洛赫所说“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历史学面对的是广阔的人类社会生活场景，历史研究决不允许画地为牢。